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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听说过布尔迪厄,那个以“习性”“场域”等洞见震撼学界的社会学巨匠。在许多人眼里,他的理论晦涩难读。
不过,鲜有人知道,布尔迪厄还曾在广播电台,面对面与著名历史学家夏蒂埃展开5次交锋,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分歧、共鸣与激烈碰撞,一次次被推向高潮,带着现实的温度与思考。
1987年末,应法国文化广播电台之邀,布尔迪厄(1930—2002)与夏蒂埃(1945—)进行了5场对话,这被视为法国学术界一次极具影响力的思想碰撞。
这5次对话后来整理为书面文本,被誉为社会科学跨界交流的经典范本,持续影响着学者和广大读者,这本书的中文版一度因绝版在二手市场溢价数倍。
如今,它终于迎来久违的再版。今天重读这本书,更觉得精彩纷呈,意犹未尽。
2025再版
1
与福柯、巴特等人齐名
看布尔迪厄如何“舌战群儒”
英国《卫报》曾评价布尔迪厄是“可与福柯、巴特等人齐名的思想家”。在法国的知识场域中,他总显得格格不入。
上世纪八十年代,历史学仍然是法国社会科学中最具人气的学科,布尔迪厄偏偏选择以极为尖锐的方式挑战它。夏蒂埃直言,由于言语刻薄和缺乏理解等原因,这次对话甚至一度受阻。
布尔迪厄提到在法国知识界,有敌人但是没有对手,因为“没有人在做过必要的研究后对我提出反驳”。他还挖苦对手,并非自己太专断,称“要想反驳我,只需早点起床,努力工作即可”。
他善于用最平淡的语气说出最狠的话,譬如“我有些遭受围攻的感觉,但这些攻击的内在矛盾又抵消了我的这种感觉”。他还说“要是身在史学界就会淡定得多”,因为“一切都让人称心如意”,“史学界还有些兼收并蓄的学者为不同立场的沟通充当桥梁”……
对话期间的布尔迪厄是一个欢快、活泼,对他人和自己都要嘲讽的人。
当然,你也可以看见布尔迪厄锋芒毕露的一面,他毫不留情地指出历史学家的“天真”,“他们在运用范畴时常常表现出离奇的轻率”,而这导致了时代错误和类别中心主义。
他批评许多学者热衷制造貌似重大的二元对立和学术“流行”,实则并无深刻科学意义。这些人为的对立——如宏观对微观、客观对主观、结构对个体等——在他看来不过是“伪问题”,就像“一会儿流行长裙一会儿又流行短裙”,只是方便历史学者“搞一下客观主义,又搞一下主观主义”。
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学不是一种“智力娱乐”,而是一门可证伪、可验证的科学。
他还把矛头对准一些哲学家,并将西方哲学的“祖师爷”苏格拉底称为“第一位社会学家”,提醒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苏格拉底是在做社会调查,一些言必称苏格拉底的人却从没意识到这点。
布尔迪厄十分清楚自己的社会学揭示的是没人愿意听的真相,但是对他而言,社会学的价值就在于迫使人们正视社会背后的虚假表象,揭示出痛苦最终才有助于减少痛苦。
2
社会学家VS历史学家
一场激动人心的跨学科对话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法国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年鉴学派偏重“长时段”历史,鄙视社会学只关注“不牢靠和不可捉摸的现实”。因此,布尔迪厄的《区隔》一书出版后便遭到众多历史学家的抨击。
《区隔》,布尔迪厄1979年出版的代表作,这本书揭示了“品味”并非自由选择,而是社会结构的再生产。
而以布尔迪厄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则批评法国的历史学家远离现实,只注重“死亡的和埋入地下的东西”。这场互不相让的争锋,使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张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不过在交流中,二人并不回避他们之间的分歧。布尔迪厄甚至多次对夏蒂埃的观点表示肯定和赞同,譬如说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的不同的处境: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往往带有一定距离,历史学的一大弱点在于缺乏社会学那种“必须不断经受考验”的紧迫感。
布尔迪厄:当我散发调查问卷时我就说自己是历史学家……历史学家的存在是名正言顺的,而社会学家的存在……
为了避免落入“结构决定论”或“主体自由论”的虚假二分,布尔迪厄阐述了“场域”和“习性”两大概念:场域指的是社会中各相对自主的关系网络或空间(如艺术场域、教育场域),其中的参与者为争夺特定资本(资源与声望)而斗争;习性则是社会通过教育和经历在个人身上沉淀的持久倾向,它将宏观结构内化为个人的认知和行为模式。这两个概念帮助社会学超越了简单的结构/个体二分法:社会既存在于客观结构中,也存在于主体头脑中。
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科学应同时分析客观结构和主观认知,因为个人对自身位置的主观认知本身也是客观社会的一部分。图片来源: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截图。
在对话过程中,夏蒂埃也提出了历史学家的典型关切:如何在时间维度上运用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对此布尔迪厄表达了强烈的“历史敏感”,他指出历史研究中常有一种“错觉”,会把后来看起来相似的事物误认为连续不变。
布尔迪厄在此处提醒历史学家,要透过表面的延续看清底层的断裂与新生:社会学的概念工具(如场域)如果运用于历史,可以帮助揭示某一领域诞生时的规律变迁,而历史研究的细致脉络也能赋予社会学理论更多的时间深度和具体变体。
夏蒂埃解释布尔迪厄的福楼拜研究: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当社会学的话语尚未形成时,文学或其他符号生产占据着整个场地。它是文学,在某些方面也是社会学。
通过这场跨学科对话,我们看到社会学的理论抽象力与历史学的具体性如何在碰撞中相互滋养——社会学家获得了时间纵深,历史学家则获得了结构洞见。
3
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责任
唯有知识能使世界少些不可抗拒性
在布尔迪厄看来,只有揭示束缚社会世界行动者(包括社会学家)的决定论,才能实现对虚幻外表和骗人假象的批判,才能松开约束,使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自身思想的主体”。
布尔迪厄还指出,知识分子必须彻底放弃对“绝对的迷恋”,不再奢望掌握宇宙真理,而是转向回答经过限定的具体问题。知识分子首先要反省自我,打破自身的神秘化。
布尔迪厄:社会学家传授一种符号层面的柔道,通过习得社会学提供的概念武器,普通人可以识破社会的隐秘运作。
对于布尔迪厄而言,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在于充当道德审判官,而在于为社会提供一套认清自己、捍卫自己的“认知工具箱”。谁掌握了思想工具,谁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自己思想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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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布尔迪厄的社会场域遇上夏蒂埃的历史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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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来源: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
转载及合作请发邮件:scb01@pu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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